有那么一段时间，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一个个牛皮信封会出现在北医三院太平间外的一间花店里。放下信封的人，有的会说是给医院宋队的，也有的不说话直接放下东西就转身离开。花店老板从来也不会拆开信封，凭手感觉得信封里装的是钱，可能是2000，也可能是3000、4000。
一天或者几天后，就会有个大个子来将信封一并取走，他有时会穿着保安的制服，进来总是说一句“我来取宋队的东西”。
花店老板曾经对这件奇怪的事情不满，打电话给“宋队”，要求“别往店里存东西了”，但被警告“别事儿X，这些都跟你没关系，晚上就叫人拿走”。
这一个每月例行的隐秘交易，一直持续到了2018年9月，“宋队”宋伟和“大个子”张喜昆双双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羁押。而这样类似黑帮电影的情节，被记录到了他们的判决书中。
宋伟和张喜昆，是北医三院的的两个保安队长，每月工资6000元左右，扣除社保后到手4500元。向他们送钱的，是“号贩子”，也就是医院挂号处倒卖门诊号的“黄牛”，每个月送出1000到3000的保护费，可保平安，不送则会被抓、被驱赶。
判决书显示，2014年3月至2018年9月期间，共计收取保护费42.2万余元，平均每人每月4000元左右，而有的月份，仅仅其中5个号贩子就送出15000元。
医院系统内，和黄牛合作的不仅仅有保安。另一份判决书显示，空军总医院门诊部办公室职员田飞，利用其负责预约挂号工作、掌控特殊专家预约号的职务便利，为黄牛提供帮助，一年半时间，收取好处费56万元。
黄牛是医疗资源供求不平衡和价格错配的产物，在北京尤其极端。2016年两会时，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每天来北京看病的外地人达13万，“这还不包括随同人员”。
也是在2016年，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微博刷屏：一白衣女子在医院大厅声嘶力竭地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元，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号。
她在视频中向周边的人高喊：“票贩子把他们的人全排在前面，我们后边真正的老百姓不敢吱声，保安去哪儿了？”
所以，保安到底去哪儿了？
通宵排队、不被驱赶，一个号贩子能赚多少钱？
由于到北京看病的人很多，所以很多医院、特别是知名大三甲的专家号都需要提前一天晚上前往挂号处，通宵排队，这时维持秩序的保安就非常重要。
《北京青年报》2016年曾发表一篇文章，记录了通宵排队挂号的过程。
凌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楼外，折叠小板凳、装着水的塑料瓶、塞满杂物的布袋，组成了一列特殊的替身排队队伍。
这个“替身”队伍的旁边，有人席地而坐，有人垫着报纸、卷着凉席和衣而卧，既有患者和家属，也有黄牛。
凌晨零点左右，从医院里走出两名保安。保安沿着“长队”询问每个排队“替身”的所有者，熟睡的人纷纷醒了过来认领。
到了40号这儿，老耿响亮地答道：“拴红带子的瓶子是我的。”保安听到后点了点头，继续寻找排在后面的患者。
排在第53位的是一个红色的塑料桶，因为几次询问没有人认领，被保安一脚踢到了队伍外面。
这个过程中，黄牛是怎么抢到号的呢？
2010年，一位自称“北医三院小保安”的人写的博客记下了这个过程，他和后来的宋、张应该没有交集，但这一段记录可以还原更多场景，也能在一定程度回答，上面那位白衣女子为什么排了一天的队也挂不到号。
按他的描述，头天晚上排队，是从门诊楼大门开始，沿着楼梯绕墙依次排下去，一直排到大门外马路边上。一般都用个水瓶啊、袋子啊、凳子啊放在那儿，表示有一个人。为了保证秩序，保安每天晚上八九点登记前三十人的姓名，这样第二天早上进挂号室的时候，按名字依次进入，就少了很多纠纷了。
号贩子是这样操作的：傍晚的时候放4、5个凳子，这样不管患者多早来排队，都占不了第一的位置。
而且晚上登记的时候，虽然只有4、5个凳子，却会冒出来十几个人。
第二天早上进挂号室以前，号贩子团伙会在院里搭讪患者，喊着“要号吗？专家号！”卖位置。“给100块钱，他就给你插进他们那十几个人里面去”。
这样几次操作后，很有可能“不管你来多早，最后挂号的时候前面永远有30多号人，这些人都是号贩子团伙或者号贩子团伙卖的位置”。如果刚好只有30个专家号，那么患者就很有可能挂不到了。
宋、张的判决书中，共计出现了8名号贩子证人，通过证言可以一窥这一行当的生态——
证人王某从2012年初开始在北医三院，他将这份工作定义为“在医院替人排队挣钱”，2015年把表弟带入了行。表弟说他来的原因是，表哥告诉他“在医院当号贩子能挣钱”。表弟还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把自己的媳妇儿也带来一起发展家族事业。
带着亲戚一起来当号贩子，这份“工作”究竟有多赚？另一个2015年开始从业的号贩子在证言中提到，每月靠倒卖号源能挣到6000-7000元。但这个数字的真实性，还得打个问号。按照每月上交给医院保安3000元的好处费来看，收入应该不止这个数字。《冰点周刊》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一位号贩子半年时间就转卖近1000个号，赚了10万元左右。
对来自农村的号贩子（判决书中提到，一位号贩子有三个月不在北京，要回老家种麦子、收麦子）来说，应该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只是，这笔钱赚得也并不轻松，比如说保安，就对他们能否做成生意握有生杀大权。
交了保护费，再没被抓过
不交保护费的下场，很多号贩子都尝过。
“宋队长一抓自己就挣不到钱了，还经常被送到派出所行政拘留，因此不敢不交钱”，王某这一句话就是号贩子乖乖交保护费的逻辑。表弟也是一样，一开始总是被保安抓，甚至手机都被没收。直到交了保护费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没再被抓过”，表弟算了下，每次交3000元，最后一次交了2000元，一共交了26次，共计7.7万元。
这其中还包括“暴牙”，他在北医三院的号贩子中，有点“头头”的意思。他从2013年年底开始当号贩子的，很快，在2014年3月，他就通过朋友认识了宋伟，后来联络其他号贩子一起给交保护费。但2014年10月、11月其因倒卖号源两次被公安局行政处罚，之后就一直没向宋伟交保护费，因此总是被保安抓。
于是，2015年3月左右，“暴牙”找到宋伟商谈，约定联络其他几位号贩子每月给1000元，他自己就不用交了，宋伟同意。同年6月，宋伟要求好处费每人每月涨到3000元，并说有人会和其详谈此事。几天后张喜昆给他打电话商谈涨价的事，“只要每人每月交3000元保护费，他和宋伟就能保证我们不被某医院的保安抓，并且别的号贩子也别想在（这个）医院干活”，“暴牙”在供述中说。
交保护费是一件隐秘的事情，在花店作为中介场所之前，给钱的地点多为医院的厕所、楼道、宋伟的办公室和医院外的一个餐馆。宋伟很谨慎，不会留下自己的电话和微信，每次收的都是现金。
交了钱之后，号贩子能够获得三方面的保护。
第一方面，早上进入医院排队，不被轰走。
北医三院的保安队下设门诊保安队、巡逻队、特勤保安队等分队。真正负责抓、赶号贩子的主要是宋伟所在的门诊保安队和张喜昆所在的特勤保安队。
巡逻队负责日间巡逻和夜间挂号人员登记工作，每晚8点，他们会按照排队顺序进行登记，如果发现是号贩子或号贩子雇佣的人员，就会在登记名单上加个星号作为标记。第二天早上6点，宋伟、张喜昆按照登记本开始放人进入挂号大厅。一位巡逻队保安的证言中提到，他发现宋伟、张喜昆将许多做过星号标记的号贩子放进了大厅。
第二方面，被医院其他保安发现时，特保队是尚方宝剑。
一位负责医院南大门秩序的保安称，如果发现号贩子会用对讲机通知值班室。而抓、赶号贩子一般都是特保队负责，特保队队长是张喜昆。这时，交了保护费的号贩子自然能得到“保护”。而那些没有交费的号贩子，他们的照片会被张喜昆拍下，被分发到每个特保队保安的手中，以作辨认和驱赶。
第三方面，应付检查时，能第一时间接到通知。
有了保安这顶保护伞，号贩子们可以在医院里自由出入。而也有些时候，保安也不足以保护他们，比如遇上一些上级部门检查。但是这些交了费的号贩子不用担心，他们可以第一时间接到张喜昆的通知，及时撤离，躲避检查。一个号贩子在证言中称，张喜昆有两个手机号，一个是132开头，还有一个是171开头。有几次为了应付检查，保安需要清人出场的时候，张喜昆还会用171开头的手机给他发短信。
哪里有供需不平衡，哪里就是“黄牛”的江湖
在挂号处通宵排队，只是黄牛获得号源的其中一个渠道。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内部人士解决或者抢号软件刷号，由此，“黄牛”江湖也在向这两个方面延伸。
一份判决书中提到，2016年1月至2017年9月间，被告人田飞利用其在空军总医院门诊部办公室负责预约挂号工作、掌控特殊的专家预约号的职务便利，为号贩子白某及曾某提供预约专家号挂号的特殊帮助，收取好处费共计人民币56万元。
当挂号从线下升级到线上之后，无需医院内部人士，就可以辅助号贩子完成抢号。在2018年的一起案件中，四名被告在广东揭阳市制作针对“京医通”挂号平台的抢号软件，后将软件以人民币6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号贩子”高某，以人民币5000元的价格出售给“号贩子”郭某，同时还为郭某制作了针对空军总医院的抢号软件。
抢号软件更具体的来说，利用的是高性能的电脑设备和万兆光纤的网络端口，这样的网速比普通市民家中的网速快多了，抢号成功率更高。根据宁波晚报的报道，一位专家上午开放12个号，市里的公众健康平台、医院的微信预约平台、12580和现场挂号，同时开放预约。一位代挂号的黄牛能抢到3张，并称“你们怎么可能抢得到？我们要不是有专业人士用抢号软件抢，也抢不到的。”
哪里有号源，哪里就会有黄牛的身影。黄牛的滋生，本质的原因在于市场供需的不平衡，“三甲医院门庭若市,基层医院门可罗雀”这样的状况不改变，黄牛就不会消失。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2019年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说，“某种意义上，分级诊疗制度实现之日，乃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成功之时”，同样，也是黄牛存在的基础动摇之时。
另外，黄牛也是价格错配的产物。妇产科自由职业医师、沃医妇产名医集团联合创始人龚晓明医生在专栏文章中谈到，“黄牛的存在，其实是医疗服务价格没有市场化的反映”。就像大家会谈论张文宏医生的普通专家门诊挂号费50元太便宜，如果价格提高至应有的水平，就不至于有4000人排队预约了。
龚晓明认为，过去公立医院对优质医生的封闭，对于盘活医疗市场是不利的，只有医疗活动中医生的解放，才是真正生产力的解放。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医生能光明正大地多点执业。
他举例自己在协和出门诊的时候，医院规定的挂号费是7块钱，一个上午对外挂号15个，结果被黄牛炒到了1000元。而当他到私立医院多点执业，诊金是市场定的，“太贵了没人来找我看，太便宜了要抢号，现在一个号600元是市场调节出来的”，虽然相比7元要贵很多，但却又比黄牛炒出来的1000元便宜。
